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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醫院VS大藥企:醫療費用飛漲,誰的鍋?

              大醫院VS大藥企:醫療費用飛漲,誰的鍋?

              葛繼甫(Geoff Colvin) 2021年04月30日
              給生命標價,是無情還是無可避免?

              醫療是事關民生福祉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國的關注重點。尤其是在經歷一場疫情后,民眾也愈發關注這方面的保障。截至2020年底,我國全口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13.61億人,參保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即便如此,在百姓的實際生活中依舊有若干醫療問題等待解決。

              醫療問題在多個國家都是被討論的重點。如同這篇文章討論到的,生命有時只是一場數學游戲。

              當下美國社會對醫療保健體系改革的呼聲就越來越大,醫院和藥企這兩大利益集團不可避免地會被卷入到沖突中,特別是在誰要為不斷飆升的醫療成本負責的問題上。不過這種爭論真的能夠推動醫療保健體系的徹底改革嗎?醫療費用究竟因何飛漲?也許,大家可以通過這篇討論有關美國醫院和藥企博弈的文章窺知一二。

              “簡直令人震驚?!泵绹t院協會的公共政策集團副總裁莫莉·史密斯說。她指的是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的一份最新報告。

              報告的標題一針見血,名為《醫院的做法增加了患者和企業的醫藥成本》。報告聲稱,在政府為弱勢群體提供的一個醫療項目里,醫院儼然成了既得利益方,“醫院銷售一款藥品的收入,通常比研發和生產這款藥品的企業高出兩到三倍?!?/font>

              插圖:DAN PAGE

              史密斯怒斥道:“這個項目之所以會設立,完全是由于制藥商單方設定的高藥價。就是因為它們不合理的定價措施,才有了這樣一個項目,現在它們不滿意了,開始向它出手了。為了賺取高利潤,它們會攻擊任何影響其利潤的政策……”

              2019年,美國醫院行業和制藥行業的收入合計達到1.6萬億美元,與此同時,兩個行業之間的長期矛盾也變得日益激化和公開,其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是因為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都會被同一個政黨所把控。在美國,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尤其是在一位新總統上臺的頭兩年,就意味著大的變化會隨之而來。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任期內會通過《減稅與就業法案》,而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的任期內則通過了《平價醫療法案》。

              如今,現任總統喬·拜登和民主黨已經控制了美國的立法和行政機構,他們雄心勃勃地想要改革美國的醫療保健體系,遏制不斷上漲的醫療成本,而大醫院和大藥企,則很可能成為首當其沖的目標。

              這就預示著業界的一場大攤牌將難以避免。大藥企和大醫院都知道,華盛頓肯定會出臺某種形式的改革政策。真正的問題是,改革會在多大程度上動了這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因此,在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的和光同塵之后,大醫院和大藥企終于像金剛大戰哥斯拉一樣互撕了起來,大搞公關發動和政治游說,雙方都希望對方成為立法整治的頭號對象。

              老百姓則認為,對于醫療保健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雙方的責任是半斤八兩。蓋洛普公司的一項民調顯示,76%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醫療支出與獲得的醫療服務質量嚴重不匹配。

              凱撒家庭基金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老百姓最怨聲載道的兩件事情,就是高藥價(78%)和高就醫成本(71%)。多項民調結果顯示,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支持政府控制藥價和醫院收費。

              這對拜登來說,正是一個“民心可用”的時刻,他也想在醫療保健問題上大做文章。拜登想要控制新藥價格,抑制藥價上漲,允許醫療保險體系與藥企談判協商藥價,未來說不定還會拆分一些尾大不吊的醫院、藥企和醫保公司。

              拜登政府的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澤維爾·貝塞拉說不定還會更進一步。他向來支持單一支付的醫療保健體系,而且他也支持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全民醫?!弊h案。當然,他無法僅憑一己之力就達成這個目標。貝塞拉曾經在一次參議院會議上表示,拜登的施政綱領“就是我的使命”。不過他的傾向也給整個行業敲了警鐘。

              總之,目前的形勢對醫院和藥企來說很不樂觀,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它們多少扳回了一些印象分。

              在過去的13個月中,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戰斗在抗疫一線,有些人甚至犧牲了生命,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英雄。與此同時,一向挨罵的大藥企也表現給力,在短短10個月里就開發出了多款有效疫苗,然后迅速實現了大規模量產,堪稱醫學史上的奇跡。

              非營利研究機構醫療保健成本研究所的首席執行官尼爾·布倫南稱:“它們已經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倍绹谷灰獞土P這些企業?

              2019年2月,大藥企的首席執行官們為美國的藥物定價問題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作證。圖片來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新冠肺炎疫情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交織,讓醫療保健體系又成為了自11年前《平價醫療法案》頒布以來最受矚目的問題?!镀絻r醫療法案》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法律,美國沒有醫保的人口比例,已經從該法頒布時的15.5%,下降到了2019年的9.2%(最近的數據)。

              但直到現在,從宏觀上看,它并未起到降低醫療支出的效果。從2013年開始,也就是在《平價醫療法案》頒布之后的6年里,以定值美元計算,美國的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的增長速度(18%),要快于《平價醫療法案》頒布之前的6年(7%)。

              在這場全國大辯論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理解,為什么長期以來這些成本就是控制不下來。在這個問題上,醫院和藥企無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它們也是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中,最大的一個行業里的最大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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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保健在政治層面上雖然會受到學術觀點的影響,但它也與人的心理因素緊密交織。有經濟學家可能會說,醫療成本的增長不可能一直高于GDP的增速。但在政治上,這并不重要。這些宏觀經濟的趨勢在選民的眼中只是一串抽象的數字,與自己的關系不大。人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處境。這一點在醫療保健行業里也同樣正確——只不過并不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

              我們拿一個數據來舉例:年人均自付處方藥支出。從理論上來看,這是人們應該關心的一個數據,畢竟這關系到老百姓自己的錢袋子。所以當他們發現,美國政府發布的全國健康支出的數據顯示,美國人的人均購藥支出在近20年來基本沒有什么變化時,可能會感到很驚訝。

              平均來看,現在美國人花在買藥上的錢并不比2003年更多。實際上,2019年的平均購藥支出(164美元)甚至還要低于2006年(189美元)。那么,為什么大多數美國人都在抱怨藥價貴,并且希望政府來出面控制藥價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反映了醫療保健經濟學中,特別是醫療保健政治學領域里的一個重要真相——極端經常比平均更加重要,而醫療保健就是一個極端的世界。

              據凱撒家庭基金會統計,在美國擁有商業醫保的人群中,只有3%的人每年會自付1,000美元以上購買藥品,但這3%的人貢獻了全美40%的自付費用。往大了說,在任何一個年份,5%的美國人都貢獻了全美50%左右的總醫療保健支出。

              正如凱撒家庭基金會的研究員辛西婭·考克斯觀察到的那樣,我們都知道,“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有可能最終成為那5%?!?/font>

              美國人并不擔心人均,而是擔心變成那5%。神經外科醫生、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市的梅西醫療系統的前總裁艾倫·斯卡羅表示:“這個問題的重點,就是要把消費者的焦慮轉移到其他人的身上?!彼箍_寫過一本關于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書,名為《希望比經驗重要》。

              消費者都看到過這樣的報道:有人為了買“救命藥”而傾家蕩產,有人因為高額的住院費而陷入貧困。

              妙佑醫療國際的一名醫生文森特·拉杰庫馬爾經常寫一些關于藥價的文章,他說:“有人可能連續25年每年都可以掙5萬美元,但只要一生病,他就一無所有了?!?/font>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兩邊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想轉移老百姓的這種“因病致貧”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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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醫院和大藥企都忙著互相給對方扣帽子的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美國的整個醫療保健體系都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美國醫療保健體系的運營成本是驚人的,然而卻沒有產生多么優秀的成績。

              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指出,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2019年,美國的醫療保健支出占到了GDP的17.7%,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之相提并論。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全球11個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只有10.7%,但從幾個指標上來看,這些國家的醫療水平很多都要超過美國,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甚至是其中最差的。

              比如,美國的經年齡調整后的全因死亡率是最高的。在這11個國家里,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支出最少(只占GDP的9.3%,剛過美國的一半),但死亡率最低。而美國的早死率和與懷孕有關的死亡率是迄今為止最高的。

              美國在其他一些指標上表現得還不錯,例如它的癌癥死亡率是在這11個國家中最低的。但是考慮到美國在醫療保健上花費的財富比例最高,美國的醫療成績難道不應該是全世界都羨慕的嗎?

              醫院和藥企之所以大打口水仗,其實是因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籠罩著整個醫療保健行業:這究竟是誰的錯?

              對這個問題,各路分析師和利益集團給出的答案也不同。有人說,美國坐擁全球最好的醫療保健系統,全世界的富商政要一旦生了重病,基本上都坐著他們的私人飛機往美國跑。但這個例子并不能夠解釋為什么美國的很多醫療指標很差。

              一個更有實質意義的答案是,很多不良指標是醫療保健體系可控范圍以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美國有75%的醫療支出用在了所謂的“不良生活方式疾病”上,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癥。美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人口最肥胖的國家,而這并非是醫療保健系統的錯。

              不過,雖然其他富裕國家的肥胖率低于美國,但多數富國的吸煙、酗酒的問題比美國更加嚴重,甚至嚴重得多,但它們的醫療保健支出仍然比美國少得多,而且總體成績也好得多。所以問題仍然存在——這到底是誰的責任?

              如果我們把問題框定成“醫院VS藥企”,首先我們會發現,2019年美國的人均醫療保健支出是11,000美元左右,幾乎是其他11個富國的兩倍。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富裕國家,醫院都是醫療支出的大頭。處方藥是美國的第二大醫療開支,而在其他富國中只占第三位,這些國家的長期護理支出才是第二位。

              看來“醫院VS藥企”才是美國醫療成本問題的正確框架。

              凱撒家庭基金會的研究員辛西婭·考克斯指出,醫院在美國總醫療保健支出中的占比大約是33%,“而零售處方藥只占總支出的10%左右,所以即便我們將藥價砍掉一半,對總支出的影響也不大,遠遠不如我們在降低醫院成本上面想些辦法,因為它才是造成美國和其他國家醫療支出相差巨大的主要原因?!?/font>

              只指責醫院似乎并不公平,現代的醫療保健不論在任何國家都是最大的花錢項目,所以即便是一個很小比例的增長,也可以輕易地蓋過體系中其他因素的較大比例的增長。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美國醫院成本的增長比例并不低。

              雖然美國國會的各個委員會和各路媒體都高度關注藥品漲價的問題,但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卻指出,在2018年以前的6年里,有4年醫院成本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藥品支出的增長速度(最新數據只截止到2018年),預計接下來幾年,醫院成本的增長速度還會更快。

              或者也可以這么想。據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預計,在接下來的6年里,醫院成本的增長速度不僅會快于藥品成本的增長速度,而且會快于美國整體醫療支出的增長速度。

              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的數據顯示,藥品支出的增長速度只有兩年超過了醫院成本的增長速度。醫院就像一輛火車頭,推高了美國的醫療保健成本。

              不過,醫院已經找到了醫療成本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制藥公司!

              當被問到醫院是否在抬高整體醫療保健成本的問題上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責時,美國醫院協會的莫莉·史密斯說:“我認為是這樣的?!彼硎?,醫院的藥品成本已經“呈指數級增長”,并稱“當醫院采購一種藥品治療病人時,這個成本在全國范圍內都被計入醫院成本,而不是藥品成本?!?/font>

              事實確實如此。美國政府公布的全國健康支出數字只給出了處方藥的零售成本,而賣給醫院的藥品則被計入了醫院總費用。不過美國醫院協會從未公布過美國的醫院到底在采購藥品上花了多少錢,這個數據也無法在任何公開的政府統計數據里找到。

              凱撒家庭基金會的考克斯認為:“這是一個大黑箱。我們公布這份分析報告后不久,醫院行業的一名顧問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處方藥正在推高我們的成本?!艺f:‘如果你能夠提供關于處方藥的任何加價或折扣數據,我們會很愿意把它寫入我們的分析里?!覜]有再次收到他的回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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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這些問題,市面上的各種研究不在少數,當然這些研究的背后都站著各自行業的金主。但如果你關心的是真正解決問題,那么只批評任何一方,都無益于徹底解決問題。如果你對美國的醫療保健體系研究得不是很深,那么你對很多問題都會難以理解。

              選民們都喜歡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看問題,仿佛一方肯定是英雄,另一方肯定是壞蛋。既得利益者的游說群體也正是這樣“包裝”他們的金主爸爸的。

              在執行層面上,醫療系統的確不乏英雄,比如疫苗科學家和一線的醫護人員。壞人當然也有,比如抬高抗艾滋病藥物價格的黑心藥商馬丁·什克雷利(他現在已經被判刑了)。

              但多數時候,醫療行業也只不過是一群無利不起早的商人,在對利益激勵做著理性的反應而已。

              這才是我們需要觀察的東西。如果我們想深入了解醫院和藥企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的新法規對它們意味著什么,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如何運作的,它的這兩個最大的參與者以及其他所有人又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當專家向外行解釋美國全球最高的醫療保健成本時,他們經常會用到一個詞:“不正當的激勵”。

              我們先來說說藥企與醫院的一種典型的交易模式(雖然可能并不是普遍的)。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之所以抱怨醫院成本高,美國醫院協會之所以抱怨藥品漲價快,都與這種模式不無關系。

              首先,藥企會按照目錄價格把藥品賣給批發商,這可能是一種化療藥,也可能是醫院門診就可以開出的普通處方藥。與其他行業的批發商不同,藥品批發商可能會以低于目錄價格的價格,將藥品賣給醫院。這個價格是由集團采購商與藥企通過談判達成的,一個集團采購商可能會代表好幾家醫院和其他采購方。藥企會賠償批發商采購藥品所造成的損失,并且補助一小筆費用,不過同時也會付給集團采購商一筆費用,這筆費用可能是談判價的3%。

              這些費用會影響藥企的目錄價格的健康利潤。但雙方的“套路”還不止如此。

              醫院在給病人開藥的時候,會按照預先商定的價格向病人的保險機構收取費用。保險機構可能會向醫院支付部分費用,比如80%,然后患者本人需要自付20%,當然具體的報銷比例取決于患者的醫保計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藥企會向保險公司支付一筆使用該藥品的回扣,這個數額是相當可觀的,說不定能夠達到目錄價格的20%以上。只不過這筆回報并不是付給消費者的。

              看到這里你一定火冒三丈了吧?趕緊喝口水冷靜一下。

              所以就像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指出的那樣,等這一圈折騰完了,醫院拿到的錢,可能確實比藥企拿到的錢還要多。不過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有意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醫院在用藥的時候,還要搭上場地、設備和人工成本。

              對此,美國醫院協會并未質疑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給出的數據,只是說這種情況只會發生在購買商業醫保的患者身上,而對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這種公立醫保的病人,醫院方面通常是賠錢治療的。

              這里面有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么藥品的銷售系統如此復雜?答案還是激勵。

              在藥品的零售體系中,里面的彎彎繞繞,比上面的例子還要更加復雜。藥企會向藥品福利管理公司(比如Caremark、Express Scripts和OptumRx等等)提供大量回扣,后者又會對實際向醫院掏錢的醫保公司提供一筆回扣。這樣一來,醫保公司就會投桃報李,把藥品列入自己的報銷清單,鼓勵病人使用這些藥物。

              2021年1月,克里斯蒂娜·崔(Christine Choi)醫師在照顧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她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伯醫療中心(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 in Los Angeles)的二年級學生。圖片來源:AL SEIB—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但是對制藥商來說,直接向醫保公司提供折扣不是更加簡單嗎?為什么要多此一舉,先設置一個較高的目錄價格,然后再提供回扣呢?道理或許如此,但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因為美國醫療體系的其他部分都是錨定目錄價格的。

              在零售藥房,有高報銷額度的醫保病人(他們的數量正在迅速增長)得按照目錄價格購買藥品,直到達到報銷額度為止。而藥品福利管理機構和集團采購商買不買你的藥,則要看你愿意給多少回扣。

              因此,藥企有動機設置更高的目錄價格,然后提供更高的回扣。它們這些年來一直就是這么干的。

              研究智庫彼得森醫療中心的總裁杰伊·萬特稱:“很多觀察人士認為,對任何一家制藥廠商來說,它們都沒有動機去定一個比競爭對手更低的價格。但如果你的價格更高,回扣更多,就可以在某個類別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樣你就贏了?!?/font>

              范德堡大學的研究人員斯塔西·杜塞茲吉娜,和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彼得·巴赫也認為:“當前的回扣制度在供應鏈里造成了不合理的激勵,增加了患者和納稅人的成本?!?/font>

              那么,我們應該為此譴責藥企,還是譴責誘使它們這樣做的不當激勵機制呢?

              這就是藥品定價的基本原則,但在特殊情況下,也有專家級的反向操作。比如2018年,一家丙肝藥物廠商就秀了一把反向操作,它們不再提供回扣,而是直接把目錄價格打了6折以上,這種做法簡直聞所未聞。這些處方藥有相當一部分符合政府的折扣條件,這就改變了激勵的方向。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的研究人員對這種定價策略的數學模型進行分析后發現,制藥商的這個非常規的策略,使它們的收入增加了1.82億美元,而那些服務弱勢群體的醫療保健機構,卻減少了同樣數額的收入。

              所以我們要再問一次,我們究竟是要譴責制藥公司,還是要譴責它們面臨的激勵機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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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正當的激勵措施在美國醫療保健體系中隨處可見,而病人卻往往看不到。臨床與經濟評估研究所的副總裁大衛·惠特拉普點了很多自體免疫類藥物的名字,例如艾伯維公司的修美樂、安進公司的恩利、強生公司的類克等等。這些藥物用于很多炎癥,比如類風濕性關節炎、斑塊型銀屑病、克羅恩病、結腸炎等等。

              正因為是“萬用藥”,這些藥物的廠商能夠“跟醫保公司坐下來談,并且對整個類別的藥品提供回扣,而且是一筆豐厚的回扣,甚至有可能達到目錄價格的50%?!弊鳛榛貓?,醫保公司會強烈推薦這種藥品,從而讓它對患者最有吸引力。

              有些藥物可能對某種特定疾病更為有效,價格也更容易接受,例如克羅恩病。但由于這些藥物的靶向范圍非常狹窄,它就無法“在處方表上被青睞”。

              惠特拉普稱:“我們創造了這樣一種情況,由于幕后的回扣交易問題,導致在類風濕性關節炎藥品的市場上,患者往往無法獲得更好或者更便宜的藥品,這對醫療體系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情?!?/font>

              所有這些現象,都給藥企、醫院和整個醫療保健行業帶來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一種藥品,或者一種醫療設備,到底應該值多少錢?

              在大多數行業中,這是由市場決定的。但是在醫療行業,“市場不會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北说蒙t療中心的總裁杰伊·萬特說。這是因為醫療保健是一個只與生老病死打交道的獨特行業。盡管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有些時候,有些錢,我們也非掏不可。(參見文末“給特效藥定價”)

              仔細評估藥品的價格與價值,還有益于我們評估醫療保健體系中的所有其他部分,包括那些價格最昂貴的部分。比如,一次器官移植的費用通常超過100萬美元,在頂級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住一個月,可能需要花費數百萬美元。

              它們物有所值嗎?我們必須想想自己得到了什么,同時放棄了什么——如果不去住院、不去移植,我們還可以拿這筆錢買到什么。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機會成本。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英國的約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已經計算出了美國的醫療保健機會成本(以美元計算)。

              這個指標基于一個名為“質量調整生存年數”的概念,又叫QALY。臨床與經濟評估研究所也會用它來評估一款藥品是否物有所值。

              首先,我們要計算一次治療能夠延長你多少年的壽命,然后乘以一個0到1之間的系數,1代表這些年里你充分健康,0代表死亡。將結果與治療的價格進行比較,你就可以得到這次治療的QALY壽命成本。

              醫療保健經濟學家又把這個數字稱為增量成本效益比。再做一點數學計算,你就會發現一個閾值——任何高于QALY壽命成本的治療,都有過高的機會成本,這些錢就應該花在其他更劃算的治療方法上。研究人員發現,在美國,QALY壽命成本的門檻,大概在10萬美元至15萬美元之間。

              給生命標價,是無情還是無可避免?

              根據《平價醫療法案》的有關條款,醫療保險項目是不得使用QALY壽命成本的。但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卻在用它來確定藥品的報銷范圍,并且也確實在以10萬美元到15萬美元的QALY壽命成本門檻來談判藥價。

              Caremark公司也用它來決定哪些藥物能夠進入其處方,紐約州藥物利用審查委員會也在用它來評估一種囊腫性纖維化癥的治療方法。其他國家也經常使用這個指標,而且顯得比美國更加“摳門”。

              比如英國國家健康與臨床優化研究所就曾經建議,不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中報銷QALY壽命成本在2萬英鎊到3萬英鎊(約28,000美元到41,000美元)以上的治療方法。

              大多數國家都不得不進行這場數學游戲,這是因為決定價格和價值的常見因素——市場,在這里很大程度上是無法發揮作用的。即使在美國,大多數人在醫療問題上,也幾乎完全不受市場機制的控制。多數人自己不買保險,全靠雇主或者聯邦政府提供醫保。美國個人自付的醫療支出僅占總醫療保健支出的13%,而87%的賬單都靠別人來付。大多數人是沒有動機去仔細研究選購哪種醫療服務的。

              從經濟層面來看,醫療行業里真正的消費者——病人,只是這出戲中的一個小角色。

              這個趨勢并沒有逆轉的勢頭,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美國是否會走向某種形式的全民醫保。而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或許將朝這個方向邁出重要步伐。

              神經外科醫生、醫院系統前高管艾倫·斯卡羅表示:“我確實認為,我們越來越接近一種由政府運營的醫療體系?!?/font>

              彼得森中心的杰伊·萬特對此也表示同意?!拔艺J為,我們正在朝著某種形式的全民醫保前進。我覺得這符合我們國家的價值觀。不過我認為,它可能還會涉及各種不同形式的保險,而不是一種單一的交付體系?!?/font>

              普華永道醫療研究院的負責人本杰明·伊斯古爾則不認同這個觀點。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一種恰到好處的方法。我們有一套非常獨特的體系,這是一種公立和私立相互交織的體系,它并不總是有效的,但從美國人的心理上看,它讓每個人都滿意了,也同樣讓每個人都不滿意。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它會繼續存在的原因?!?/font>

              目前,藥企和醫院之間的爭論仍未休止。不過我們要記住,雙方之所以吵得不可開交,是因為當前的醫療保健體系中確實存在問題。

              解決問題才是真正重要的挑戰,而且它比互相指責要困難得多。

              給特效藥定價

              為什么美國最貴的藥值這個價?

              Zolgensma是美國最貴的藥物,一個療程的價格高達210萬美元。它是制藥巨頭諾華公司生產的一種基因藥物,可以治療一種罕見的兒童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縮癥。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介紹,患有這種疾病的重癥兒童“甚至無法坐著或者站立,多數患者會在2歲以前死于呼吸衰竭?!?/font>

              但是,在接受了Zolgensma的一次治療后,這些患兒甚至有可能活到成年?!安粌H如此,這些孩子還將能夠走路?!北说蒙t療中心的總裁杰伊·萬特說:“你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才可以讓這樣一個孩子學會走路,過上他們原本不可能擁有的生活?”

              這些問題似乎無法回答,但臨床與經濟評估研究所卻仍然在試圖回答它們。該研究所專門評估藥品是否物有所值。雖然它是一家沒有官方背景的獨立非營利機構,但它的分析似乎能夠影響藥品的定價決策。

              臨床與經濟評估研究所的副總裁大衛·惠特拉普表示,該研究所認為,在他們分析過的藥品里,只有25%到30%是物有所值的,而Zolgensma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價格與它的價值是匹配的?!彼f,“有些藥物可能便宜得多,但對我們而言,它在醫療體系中也沒有那么大的價值。那些藥品的價格需要降下來,這樣我們才可以負擔得起Zolgensma這樣的藥品?!薄狦.C.(財富中文網)

              譯者: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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